文匯報11月25日“文匯學人；紀念”欄目：

史家的足跡：關文發(fā)先生學術生平

關先生總結出千百年來政治制度的因素,大都在權力分配上著眼于制衡與均衡兩個方面。在權力核心內部以及中央與地方、中央各部門間都存在著權力制衡關系,失衡和制衡不當都必將導致國家和社會的失控。

先生走了，平靜地走了。2016年2月23日凌晨，著名歷史學家關文發(fā)先生與世長辭，享年86歲。遵照先生遺囑，一切從簡，不開追悼會。驚悉先生辭世，不禁為中國史學界的損失而扼腕嘆惜，也為先生之風范而肅然起敬。

關先生1931年出生，廣東南海人，1958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歷史系，此后長期在該校任教，曾任武漢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分會負責人、武漢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兼歷史分會主席、湖北省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1988年后調任華南師大歷史文化學院資深教授兼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會顧問。

關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以明清史研究見長，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學術造詣精，尤其對明清時期的典章制度有著純熟的素養(yǎng)，他在明代內閣制度、督撫制度、翰林制度、嘉慶皇帝研究、清代海盜問題、民族關系、城市研究、河督問題、人物評論以及吏治、外交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學術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嘉慶帝傳》，以及主編的《中國監(jiān)察制度研究》在學界均有重要影響。關先生的學風、學術貢獻和治學方法作為當代優(yōu)秀的學術遺產之一，值得我們珍視和繼承。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上，制度史研究是公認的難點，也是學問大家的必由之路。關先生把明代政治制度作為自己畢生研究的領域。1980年，關先生應邀出席了鄭天挺先生主持的“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發(fā)表了名作《試論明朝內閣制度的形成和發(fā)展》，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1987年，關先生在“第二屆中國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表了重要論文《試論明代督撫》； 1991年，關先生出席了 “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發(fā)表了力作《明代翰林制度考述》。這三篇專論環(huán)環(huán)相扣，對明代幾大主要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入考察，論文探微求真，分析綿密，層層剝筍，持論中肯，展現了關先生從事制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從而奠定了關先生在明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明代政制在中國政制發(fā)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關先生等撰寫的學術專著《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6年再版）集中了關先生多年研究的心得，先生把明代政治制度置于整個中國政治制度史的宏觀構架中去考察,圍繞著強化皇權這一政治軸心，分析了明代的中央政治體制與地方政治體制，官制與吏制，國家監(jiān)控體制與各級官員管理體制都已出現的新的重大變革。其中沿襲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廢除和內閣制度、總督巡撫制度的創(chuàng)設；“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任官制度的奠定；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庶吉士制度、觀政進士制度、國子監(jiān)生歷事制度等，都對其后的清代政制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關先生總結出千百年來政治制度的因素,大都在權力分配上著眼于制衡與均衡兩個方面。在權力核心內部以及中央與地方、中央各部門間都存在著權力制衡關系,失衡和制衡不當都必將導致國家和社會的失控。全書把握明代政制之源流與演變發(fā)展，高屋建瓴，脈絡清晰，對傳統皇權政制的認知極富啟迪意義。

明代政制研究歧見頗多,如明代內閣基本形成于何時? 關先生不囿成說，爬梳史料，深入辨析。并從閣員組成、內閣職責及內閣名稱三個主要方面對“宣德說”、“正統—正德說”提出了質疑和辨析，堅持了“永樂說”。又如針對有些論者將內閣制的建立看成是丞相制度的復活,作者從內閣建制、法定地位與權力基礎三個方面,將兩者作出區(qū)別,說明內閣制的建立,只能是皇權強化在中樞機制變革上的一種反映,實非丞相制的恢復。關于總督巡撫制度,關先生指出: 督撫“分省設撫,跨省置督”的原則,至遲到嘉靖時已大體定型。督撫已從單純代表中央督察地方，發(fā)展為“總領一方,節(jié)制三司” ,從而突破了明初“三司分立”的地方政制格局,而巡撫與都察院派出的巡按御史區(qū)別也越來越明顯。從督撫的任職時間看,已從短期的臨事派遣發(fā)展為長駐久任,開府置屬; 從暫設變?yōu)槎ㄔO、專設，為清代督撫正式成為地方大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皇權的高度強化，明代翰林院在職能結構上也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關先生敏銳地抓住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一簡拔官員體制的奠立進行突破，重點辨析了由翰林制度衍生的庶吉士制、內閣制的相互關系。其中特別是翰林與內閣，過去論者往往對此混淆不清以至出現諸多歧見，這在該書的論述中獲得了澄清。關先生還對明朝通過翰林機制，將國家育才、儲才、用才緊密結合起來，對于促進官員素質的提高，保證政權的持續(xù)穩(wěn)定，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時對它所存在的因襲性太強、圈子過窄、不足以平章舉國重事的弱點，也如實地作了揭示。這些評論由于有充分的事實依據，因而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具有說服力的。該書還特意將明代始創(chuàng)的觀政進士制度、國子監(jiān)監(jiān)生歷事制度、庶吉士制度,全都納入官員職前培訓制度進行綜合考察,應該說,這種合并歸類不僅合情合理,而且在該項研究中是一個新的思路。像上述這些具有拓新性的學術見解,在該書中數量不少,從而大大豐富了該書學術價值（見陳長琦等《關文發(fā) 顏廣文新著〈明代政治制度研究〉評介》）。該著問世對明史研究尤其是明代制度史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現代政治制度建設也有著重要借鑒意義，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華南師大學報》《武漢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曾刊出專題書評予以好評，《二十世紀明史研究綜述》一書對該著的內容與特點作了重點介紹和評述，多所高校將該著作列為研究生必讀文獻，該著作1998年獲得第二屆廣東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

嘉慶皇帝研究

嘉慶皇帝是清代第五個皇帝，嘉慶王朝是中國社會政治興廢、傳統變更的關鍵時期。關先生在開展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同時，還對清代中葉嘉慶帝及其王朝進行開創(chuàng)性研究，他最早名作是1983年 在“第二次全國清史學術討論會” 發(fā)表的《評嘉慶帝》，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 1986年關先生又應邀出席了白壽彝先生主持的“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發(fā)表力作《試論清代嘉慶朝的對外政策》，此后又陸續(xù)刊出《關于“和坤跌倒，嘉慶吃飽”問題的質疑》《嘉慶嗣位考述》《嘉慶吏治評議》《試評嘉慶的“廣開言路”與“洪亮吉上書事件”》等一系列重要論文，改變了清史研究一向只關注康、雍、乾三朝的格局，打開了長時程研究清代轉折時期政治史的視窗。

1993年關先生力作《嘉慶帝傳》問世，從學術性到思想性、從指導原則到具體寫法都頗具特色, 堪稱是代表史學界評價歷史人物新風氣、新水平的力作。嘉慶在位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重要轉折時期，中國社會內部戰(zhàn)亂頻仍, 外部危機四伏, 呈現出衰敗之象, 這與乾隆全盛時期“開疆拓宇, 四征不庭, 櫻文奮武” 的宏偉氣象，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照。據此史家通常對嘉慶評價不好, 以為他是清朝中衰的始作俑者，既然是中衰之主, 其昏庸和腐朽也就不言而喻。該傳突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敢于為一位長期受誤解的皇帝進行實事求是的辨正，指出導致清代中衰的根子不在嘉慶, 而在以“十全”功業(yè)著稱于世的乾隆。關先生深刻剖析了

乾隆晚年所存在的幾大嚴重弊端:經濟上大肆鋪張，僅官修史書、軍費開支、南巡玩樂就耗費了大量財富，使國庫迅速虧空；政治上寵信和珅,使其前后柄權達20多年, 以致上下官吏貪墨成風；軍事上八旗兵及綠營相繼腐敗, 軍備嚴重廢弛。因此清室的中衰, 實始于乾隆后期。乾隆交給嘉慶的, 其實是一個積重難返的疲敗之局。其次, 關先生指出嘉慶25年的為政是有所作為的,這主要表現在他著力對乾隆晚年的種種弊政進行彌縫匡救。在政治上力斬和珅，重典懲治貪官污吏, 帶頭崇儉默奢，倡勤戒惰，除虛務實,整飭吏治; 在經濟上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的宗旨出發(fā),體恤民間疾苦, 慎重開捐、議增鹽糧官價和折色浮收等,對賑災、鐲免、治河、理潛等工作躬親其事；在外交上實行謹慎的睦鄰政策, 嚴禁鴉片, 堅決抗擊英國對廣東沿海日益加劇的侵略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危機。

對嘉慶抄斬和珅的歷史原因進行辯證分析是該著的又一大亮點，史家通常認為嘉慶抄斬和珅是經濟原因，所謂“和珅跌倒, 嘉慶吃飽”正指此。作者以嚴謹的考訂，著重從兩方面對嘉慶帝作了重新評價。對于人們誤解最深的和珅一案,關先生作了專門的辨析,抄斬和珅雖然不可避免地涉及錢財問題, 但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 誅和珅是為了嚴肅綱紀、整飭軍備和安撫民心, 這對于挽救清朝的衰危之勢而言, 不僅十分必要, 而且非常關鍵。

關先生始終把嘉慶置于特定的社會歷史的大框架中來考察,指出清王朝的衰敗,已成歷史必然之勢, 嘉慶雖力圖挽救,卻無法根本改變。其次嘉慶為鎮(zhèn)壓民眾起事，先后動撥了上億兩的巨款用于平息戰(zhàn)事, 也使國家和社會的元氣大傷, 使中衰之勢不可逆轉。最后與整個封建機制的衰敗一致, 嘉慶也幾乎喪失了其祖先曾經有過的銳意進取的勇氣, 他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泥潭里越陷越深, 將閉關自守的大門關得越來越緊, 作為封建帝王, 他個人無法為一個衰落的社會找到生機和出路。通過這種透視, 對嘉慶帝的評價就在辯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完整了（見宋德華《一部頗具特色的人物傳記》）。關先生對嘉慶帝及其王朝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填補了清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空白，打開了長時程研究清代轉折時期政治史的視窗，人們不僅可以看到了清代由盛而衰的真實景象，而且可以思考由衰而亡的歷史教訓。這部極具學術份量的著作問世后，《新華文摘》《清史研究》《武漢大學學報》《江漢論壇》《華南師大學報》《廣東社會科學》《南方日報》等眾多報刊都作過專題書評，贊譽它是 “清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該著不僅在國內學界深受好評，也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重視，美國著名漢學家羅威廉在《乾嘉變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多次提到關先生在嘉慶帝研究中的卓越貢獻。

若干重要歷史專題的研究

1982年關先生應邀出席了“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討論會”，撰寫了《從〈宋論〉看王船山關于“陋宋”的觀點——兼論船山的政治思想》專題論文，對王船山在《宋論》中提出的關于“陋宋”的觀點作了重點考察, 進而探討了其政治思想。關先生認為史論是船山學說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的史論往往就是他的政論, 真實地表達了他的政治思想。從船山對“陋宋”的評論中可以看出, 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學影響。儒家的一些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 基本上是他評史論政、衡量治亂得失的理論依據。其中關于注重人事的觀點、求實的觀點、講求時勢的觀點, 是船山政論中的精粹,是值得我們肯定的。關先生還指出船山的史論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感，因此船山所批判的“陋宋”,實際上藏有“陋明”的影子。船山政治思想的形成除了諸家之說的淵源外,更重要的是與他所處的時代分不開。關先生此文對王船山政治思想的分析十分中肯，是研究明末清初啟蒙思潮的一篇很有份量的專論。

1984年關先生應邀出席了“紀念袁崇煥誕辰400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了《袁崇煥誅毛文龍辨析》的重要論文，獲得與會學者的贊譽。袁崇煥誅毛文龍，是明代末期的軍政大事，向所非議不斷。從明末以來，袁崇煥“擅戮大帥”之罪名就見諸明清之際的重要史籍。關先生的這篇論文，從袁崇煥的議款目的、毛文龍的所作所為、黨爭對袁崇煥的影響以及袁崇煥死后的戰(zhàn)局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袁崇煥誅毛文龍的正當性，為袁崇煥正了名，也指出了崇禎皇帝的多疑及誤殺，該文撥開迷霧見本真，顯示出關先生精深之思辨功力。

1987年關先生應邀出席了傅衣凌先生和我共同主持的 “國際清代區(qū)域社會經濟史暨全國第四屆清史學術討論會”，發(fā)表力作《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yè)的發(fā)展》，關先生首先從漢口商業(yè)發(fā)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yōu)勢對漢口商業(yè)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同時還考察了當時漢口的商業(yè)主體結構、城市性質和商人組織，指出漢口是以其地理優(yōu)勢轉化為商業(yè)優(yōu)勢的，因而對各地商品的凝聚力和輻射力均極強，其覆蓋面相當廣。他剖析了包括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大行業(yè)，以及后來衍生的茶葉和洋廣雜貨等行業(yè)在清代前期的發(fā)展。關先生指出漢口主體行業(yè)的發(fā)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漢口作為全鄂的中心大市，其省內的物質依托還是相當雄厚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要發(fā)展為商業(yè)中心也將是困難的。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的工業(yè)水平不高，是一個以商業(yè)機能為主的都會，與蘇州、佛山等市鎮(zhèn)相比較，其工業(yè)與商業(yè)之間的發(fā)展顯得很不平衡。清代前期雖說繁榮，但畢竟是商業(yè)為主的消費城市，具有較大的局限性。關先生最后認為各省在漢口的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huán)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的確起了無法估量的作用。關先生對漢口商業(yè)的精深研究，為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鎮(zhèn)”的經濟發(fā)展和城市形態(tài)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坐標。

1993年關先生完成了名作《清代中葉蔡牽海上武裝集團性質辨析》，刊于《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充分體現了關先生精于思辨的特點，是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對反抗清王朝的武裝集團的性質進行辨析，是思想解放的體現。通常認為，反清的武裝就是進步的起義軍，應該給以正面肯定。關先生通過抓住蔡牽集團性質的主軸，對其出現的成因、隊伍之構成、與安南夷艇之關系及其一貫之剿劫活動作總體考察后指出：第一,蔡牽長期霸占海域，不分對象地對商舶和漁戶大肆剿劫。第二，海盜集團與起義隊伍性質之根本不同,關鍵在于兩者戰(zhàn)略目標不同。任何起義的戰(zhàn)略目標, 始終是殲滅維護舊政權的官軍, 進而推翻舊政權; 而海盜集團的目標只在剿劫, 因而劫商與避兵便成為他們的行動規(guī)律。第三, 關于政治綱領與口號。蔡牽稱“ 鎮(zhèn)海王” ,刻有“ 正大光明” 王印并建元“光明”，但這不能改變其劫掠的本質，不能望文生義去作解釋?？傊? 以蔡牽為代表的海上武裝集團, 雖曾進襲臺灣, 其活動又幾乎是與白蓮教起義、湘黔苗民起義同一時間進行, 從而分散了朝廷鎮(zhèn)壓上述起義的力量, 在客觀上對清朝統治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其海盜性質是十分明顯的。該作對于明清時代海盜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以及該領域學術研究的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1998年關先生又刊出一篇力作《清代前期河督考述》，該文對河督沿革、河督體制及河督選任及其治績得失作了詳實考述，關先生指出，河督的完全定制是在清代，清代河督體制,是為了適應治河、導淮、濟運三者的協調與綜合治理而建置的，它標志著我國治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該文不僅填補了清代制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對今天國家大型工程的管理和反腐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

主持編撰《中國監(jiān)察制度研究》

1998年關先生等主編的學術專著《中國監(jiān)察制度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37萬字。該著采用以專題為主、橫縱結合、中西對比的體例，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自先秦至今數千年來監(jiān)察機構的設置與嬗變、監(jiān)察立法的演化、監(jiān)察思想的發(fā)展、監(jiān)察職能的拓展、監(jiān)察官員的選任、杰出監(jiān)察官員的政績與評價、監(jiān)察的地位與作用、以及中西監(jiān)察制度對比等，每個專題均圍繞著特定的中心主題展開闡述，彼此對應，從而構成一個較完整和嚴密的體系。

關先生指出，中國監(jiān)察制度在其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古代、近代、現代三個不同社會性質的時代，但作為中華監(jiān)察文化體系來說，卻是一脈相承的，在其不斷運作的實踐中，不斷總結，不斷更新，從而積淀成為世人矚目、富有特色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關先生又指出，監(jiān)察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基本職能在于“彰善痹惡、激濁揚清”，對國家各級行政系統實施必要的制衡和監(jiān)控，具有修明政治、嚴肅法紀、整飭吏治、糾劾官邪、矯正冤獄、薦舉賢良、以及懲戒教育等功能。監(jiān)察制度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成為治國安民以及反腐倡廉的銳利武器。

該著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中國監(jiān)察制度與西方監(jiān)察制度詳加比較與論證, 并集中地評價了中西監(jiān)察制度的異同與得失。作者認為在中西政治制度中, 監(jiān)察制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西監(jiān)察制度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完善，兩者最大的區(qū)別則是由不同的歷史傳統、不同的國情所決定的。西方監(jiān)察制度是以分權制理論為基礎。而中國長期以來所推行的監(jiān)察制度則明顯地具有集權制傾向,兩者均利弊共存, 優(yōu)劣互見，這種根據不同國情進行分析對比是十分可取的。把對制度的研究與人物形象相結合, 可稱為該書頗有特色的內容之一，全書除在相關章節(jié)注意這種結合外, 還特辟專章介紹了一批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嫉惡如仇、鐵面無私、敢于為民請命、敢于舍身維護法紀、敢于同腐朽的惡勢力做堅決斗爭的監(jiān)察官員。該著是我國監(jiān)察制度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在理論上和學術上有很強的創(chuàng)新性，出版后受到學界同行的重視和好評，《江漢論壇》《華南師大學報》《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刊物曾發(fā)表專題書評對其學術價值予以充分肯定，該著不僅拓寬了中國監(jiān)察制度研究領域，也為今天長期開展反腐倡廉運動和監(jiān)察制度的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關文發(fā)先生的治學方法與特點

在半個多世紀的的學術生涯里，關先生對讀書悟道中的 “博與專”關系有自己的獨到見解。1993年2月《羊城晚報》讀書論道專欄曾刊出過一篇對關先生的專訪：《讀書的“博”與“?！薄c關文發(fā)教授侃讀書經》，關先生專門談到讀書與治學的問題。通常認為“博”就是博覽群書、開卷有益；“專”就是有的放矢、立竿見影。關先生認為這兩種觀點都絕對化了。博與專，不是對立關系，而是遞進關系。讀書需要博，更需要專。關先生指出無論作何研究，都必須有合理的知識結構，這就是博。司馬遷撰《史記》，之所以能傳諸萬世，是與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具有廣博的知識分不開的。我們強調“?！睕Q不意味著單打一，像研究中國古代史，就很需要有點古文字學、音韻學、考古學、考據學、文獻學、社會學、

民族學、哲學等基礎知識，乃至數、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關先生又說：我們研究歷史，經常要運用比證方法，即對事物進行縱向和橫向對比，用以探求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來龍去脈及其所具有的時代特點、地域特點等。我們研究明清史，就不能不懂隋唐史、宋元史、近代史、世界史。明朝制度雖“法體漢唐”，但仍有不少制度是沿襲元朝制度稍加變革而來。清朝立國制度雖說大體沿襲明朝，但仍有來自八旗制度、王公貴族共議國事制度、滿漢復職制度等，都可以在遼、金王朝找到淵源，如果口徑搞得很窄，不顧上下或忽視左右，這樣的“?！保厝涣饔谖鋽嗷驕\陋，所以博是治學的基礎。關先生又指出：“博”并非是漫無邊際的、盲目的，而是受“?！彼萍s的，就研究歷史而言，我國歷代流傳下來的史料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僅二十四史即達3200多卷。而清代檔案史料，據粗略統計多達960萬件。此外還有數量更為巨大的私史、專史、野史、實錄、起居注、圣諭詔令和相關的文集、筆記、方志、族譜、碑刻、墓志銘等等，哪怕窮畢生精力也無法遍覽。故讀書應該專博結合，以專為主，以博促專。在選定的專業(yè)范圍內選擇基本史料進行精讀。研究明清史就應該選定《明史》《清史稿》《明實錄》《清實錄》等典籍進行精讀，反復鉆研，必有所獲，其他則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讀與泛讀。

精于思辨是關先生的又一治學特點。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進行思辨，是史家必備的素養(yǎng)，但在展現不同觀點的過程中通過思辨的方式展開討論，卻非一般的史家所能為。關先生在這方面展示出深厚功力，他對明代內閣制形成和發(fā)展問題研究、對袁崇煥誅毛文龍之辨析、對嘉慶抄斬和珅的歷史原因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考證、對清代中葉蔡牽海上武裝集團性質辨析，都充分體現了他精于思辨的特點，總之關先生的著作，處處體現了思辨之光和質疑精神，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惟書有華，秀于百卉”，關先生謙遜博學、睿智高雅，對學生后進，寬厚體恤，多所栽培。一生不近世俗輕薄，卻獨享“一部經典，富可敵國；半杯香茗，貴比王侯”的書卷生活，宅心仁厚，自信平和。關先生落筆，平實有韻，詳而不冗；審視資料，無論正史野鈔，奔騰而來，盡收胸臆；發(fā)微探源，堪稱典范。先生雖逝，但先生的人品、學問和貢獻，將為后世銘記。